日本菲律宾联手划界，剑指中国？中日对抗升级

5月28日，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两国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欲借菲律宾突破约束，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的新动向。

当前中日在舆论场上硝烟弥漫，“狼来了”之声此起彼伏。中国民间舆论认为日本在走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方面也持续制造对立叙事，26年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延续强硬姿态并强调中国是“一个令人深刻忧虑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战略挑战”。中日虽未在行动上，但在叙事和情绪上已陷入实质性对抗状态。

所谓“想象战争”，不是说风险是假的，而是说战争尚未发生，战争预期已经开始塑造双方的判断、部署和舆论。一边是中国舆论不断升温“日本新型军事化”，一边是日本安全叙事对“中国威胁”的表述；一边是第一岛链上的军机、军舰、海警船和演训活动，一边是网络空间里越来越像战前动员的语言。战争没有真正发生，但战争的逻辑已然显现。

两套叙事：第一岛链成为中日“想象战争”的前线

中日围绕第一岛链，已经形成了两套几乎相反的叙事。第一岛链不是一个抽象地理概念。对中日来说，至少包含三条具体摩擦线。

一是钓鱼岛和东海。这是主权争议、执法巡航和海空接触最集中的区域。

二是日本西南诸岛和台海方向。这是美日同盟延伸、中国核心利益和日本安全焦虑最容易交叠的区域。

三是通向西太平洋的海空通道。中国海空力量走向远海，日本则把这种活动理解为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标志。

因此，第一岛链真正敏感的地方，不只是它离中日都很近，更在于它把主权、历史、同盟、军力变化和国内舆论压缩到同一片复合空间里，任何一次巡航、演训抑或声明，都可能被对方放进更大的战争想象中理解。

中国海警管控示意图

（1）日本的叙事：防卫前推是为了应对安全风险

在日本看来，中国正在把军事和执法力量不断推向东海、钓鱼岛周边、西太平洋和第一岛链附近。中国军机穿越相关空域，中国军舰和航母编队远海训练，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附近巡航，中国导弹、海空力量和远海能力不断增强。日本安全部门和媒体很容易把这些活动理解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长期挑战。

日本的逻辑并不复杂：中国力量越来越强，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如果日本不加强防卫，不强化西南诸岛部署，不发展反击能力，不加强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合作，将来面对危机时就会被动。日本政府这些年的安全政策调整，大体都放在这个框架里解释。它说自己在防范风险、增强威慑、维护秩序。

（2）中国的叙事：日本正变成美国的“亚太以色列”

中国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在中国看来，日本正在配合美国重塑第一岛链，成为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的前沿支点国家。日本增加防卫费，发展远程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部署，推动美日同盟升级，还不断把自己嵌入美国印太安全网络。中国自然会追问：日本究竟是在防御，还是借“中国威胁”突破战后和平约束？日本究竟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帮助美国把第一岛链变成对华压力线？

6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内防空射击场进行“88式”导弹试射

（3）钓鱼岛“国有化”案例：中日叙事的“南辕北辙”

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危机，就是这种双重叙事的典型预演：一方自认为在控险，另一方看到的却是升级；一方反制之后，另一方又觉得自己的担心被证实。第一岛链上的想象战争，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垫高的。

当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推动购买钓鱼岛，引起日本中央政府担忧。日本中央政府的判断是，如果岛屿由东京都买下，地方政治人物可能采取更刺激中国的动作，使事态变得更不可控。与其让地方政治人物接手，不如由中央政府来管理。当时的野田佳彦政府认为，由中央政府出面“购买”相关岛屿，可以把风险收回到政府管理框架内，继续维持所谓“平稳安定管理”。

在日方语境中，这是一种控险操作，是为了避免石原慎太郎把事情推向更不可控的方向。

中国方面却并不认可。在中国看来，日本政府“购岛”意味着日本以国家名义改变现状。日本说自己是在收回地方冲动，中国看到的却是日本中央政府亲自下场；日本说自己是在维持平稳管理，中国看到的却是日本用国家权力把争议固定下来。随后，中方强烈反应，外交抗议、海上执法、社会舆论和反日情绪迅速升温。此后，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逐渐常态化，日本又进一步强化“中国正在改变现状”的叙事。

舰载机从辽宁舰航母上起飞的画面 （中国军号微信公众号）

美国和历史记忆将技术问题复杂化

（1）美国因素使得中日关系“三角化”

由于美日同盟的介入，中日关系呈现中美日“三角化”特征，表面上看，摩擦发生在钓鱼岛、东海和第一岛链；底层看，很多摩擦都被中美日三角重新塑形。

中国的一个动作，日本往往会同时问：美国怎么看？同盟是否会介入？周边国家是否会跟进？

日本的一个动作，中国也会同时问：这是日本自己的决定，还是美国战略安排的一部分？是防卫需要，还是第一岛链压力的一环？

同盟的存在不必然导致战争，但它会改变双方对风险和收益的计算。原本可以通过双边沟通降温的问题，一旦进入同盟结构，判断就会变重。

这也是第一岛链风险被放大的关键原因。它把中日双边争端、中美战略竞争和美日同盟运转压到一起，使每一个动作都容易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含义。

（2）中日绕不开历史记忆情结

一次海上摩擦，如果发生在两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之间，也许只是执法、规则、现场处置问题。但当发生在中日之间，就很容易被放进近代历史、战争记忆和民族情绪中重新解释。

历史记忆改变了现实问题的政治含义，中国社会看日本，很难不想起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和近代民族创伤。现实问题在中国舆论中很容易被放到历史记忆里解释。

日本也有自己的心理结构。战后日本长期处在和平宪法和美国庇护与束缚之下，安全因功能“阉割”而依赖美国，政治上受到战败国身份约束。日本保守派长期认为，日本必须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不能永远在安全问题上束手束脚。中国力量越强，日本这种“国家正常化”的冲动越容易被激发。

于是，中日围绕安全问题的争论，说的不是同一套语言：中国讲历史教训，日本讲现实威胁；中国讲战后约束，日本讲国家正常化；中国担心日本重走老路，日本认为中国不允许日本拥有正常安全权利。

历史一旦进场，很多技术问题就不好谈了。简单的摩擦，只要被放进历史叙事，就会迅速变成原则问题、尊严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进而变得不可商量、不可妥协、不可让步。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示意图”（福建海事局）

误判升级闭环：冲突因为战略误判而连续升级

中日想象战争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由系列战略误判引发冲突升级，进而引发非预期冲突。

战争想象一旦启动，通常会形成一条危险链条：战争想象带来对对手的最坏解释，最坏解释引发有限反制，有限反制刺激舆论锁定，舆论锁定又牵动同盟和现场行动，最后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最终爆发双方本都不愿卷入的战争。

（1）一开始，双方可能都只是想表达立场

日本加强西南诸岛部署，说自己是在防卫；中国加强海空活动，说自己是在维护主权和正常训练。各自放在自己的叙事里，都说得通。但问题在于，对方不会按你的解释来理解你。日本看中国，会觉得中国正在一步步试探底线；中国看日本，会觉得日本正在借安全焦虑突破战后约束。

（2）互信缺失导致误判产生

很多危机并不是因为双方没有说话，而是因为彼此都不相信对方说的话。你说“我是在防御”，对方听到的是“你在准备下一步”；你说“我只是维权”，对方看到的是“你在改变现状”。一旦这种心理形成，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放进最坏的解释中。

（3）有限反制变成互相加码，危机链条开始自行运转

最初可能只是一个动作：巡航，演训，声明或者抗议。发出信号的一方通常会认为自己控制得住：我只是提醒你，我只是表达决心，我只是防止你继续往前走。但对方收到的信号，可能完全不同。你以为自己是在“点到为止”，对方看到的却可能是“步步推进”。

于是，反制就来了。你派船，我也派船；你演训，我也演训；你发表强硬声明，我也不能显得软弱。每一步看起来都不大，都有理由，都可以向国内解释。

可现实的危机不会按照单方设计运行：现场人员有现场人员的压力，媒体有媒体的节奏，民意有民意的情绪，盟友有盟友的盘算。原本只是想释放一个信号，最后却变成一串无法轻易收回的动作。这时，危机链条已经开始自行运转，不再只是政府手里的工具，也变成了舆论、现场和同盟共同推动的结果。

（4）舆论锁住退路，谁都不愿先下台阶

危机中的双方往往会高估自己对危险局势的控制能力。当危机公开化，民意开始激烈上涌，外交政治空间就会迅速变窄。谁都不愿被看成先退的一方，谁都不愿给对方留下“施压有效”的印象。

中日之间尤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主权、历史、国家尊严、同盟承诺、国内政治，这些因素一旦同时上桌，危机就不再只是危机本身。政策制定者即使知道继续升级有风险，也未必能轻易踩刹车。

战争未必是目标，却可能变成结果。战争并非是一开始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每一次的“合理反应”中一步步被推向深渊。

辽宁舰编队演训遇日本飞机

为中日关系装上刹车系统：几点建议

中日需要一套能在关键时刻真正起作用的和平刹车系统，及时管控风险、为矛盾降温。

第一，高层与官方的持续互动沟通

中日之间需要保持稳定的高层政治沟通。尤其是在第一岛链问题上，至少要确认一个底线：中日不寻求军事冲突，不把海空摩擦扩大为全面对抗，不让局部事件冲垮双边关系大局。

高层沟通的意义，在于设置政治天花板。下面可以有分歧、摩擦、抗议，但不能让局势轻易冲破这个天花板。

第二，海空联络机制保持及时畅通

第一岛链的海空接触，很多时候发生在现场，反应时间很短，舆论传播却很快，一次误判就可能先于外交解释扩散。

中日必须建立和保持海空联络机制，要定期测试联络机制，明确接通层级、处置时限和信息通报方式。发生异常接近、危险动作、海空摩擦时，第一时间要做的是核实事实，而非抢先定性。

第三，执法与军事行动要分层管控

中日之间的海上摩擦，涉及民、警、军多层力量，如果执法问题很快被安全化、军事化，局势就会明显升级。

双方需要尽量保持执法和军事之间的层级区分。能由海警、海保和外交渠道处理的，不要轻易推向军事层面；能通过现场沟通解决的，不要直接上升为战略对抗。

第四，突发事件48小时紧急降温

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擦碰、照射、危险接近、人员受伤等突发事件，最危险的是最初48小时：事实未必清楚，情绪却已经起来；现场情况还在核实，社交媒体已经开始定性。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确立基本原则：先核实，再表态；先沟通，再升级；先控制现场，再引导舆论。

可以考虑建立突发事件初期降温机制。双方在最初阶段尽量避免使用定性过重、刺激性过强的公开语言，先通过外交、防务和执法渠道交换事实，避免情绪升级导致冲突升级。

第五，重视“老朋友”和非公开沟通渠道

正式外交很重要，但中日关系不能只有正式外交。过去中日关系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很大程度上靠一些懂对方、能传话、能降温的人和渠道。很多话公开讲不出来，私下可以讲；很多姿态公开下不来，私下可以先铺路。

前段时间过世的日本前首相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也因为“河野谈话”成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伙伴。可见，在中日之间过去曾有一批懂历史、懂中国、也愿意在紧张时期传话降温的“老朋友”。

现在，“老朋友”越来越少，中日需要恢复政界、学界、财界、地方政府、前官员和媒体之间的多层沟通，可以在危机中传话、释疑、降温、铺台阶。

第六，打造人文与经济的缓冲地带

中日民众不能只通过短视频、热搜、标题党和情绪化评论认识对方。一旦对方只剩标签，想象战争就会变得很容易。中日关系越紧张，越需要学生、学者、媒体、地方政府、企业和普通游客保持接触。

经济联系也一样。中日经济联系很深，但经济联系不会自动带来和平，要避免经贸关系被安全化和武器化，让双边紧密的经贸合作成为抬高战争的门槛、让企业、地方、市场和产业链成为提醒双方冷静、弥合分歧的压舱石力量。

别让想象中的战争成为现实

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国家也一样；我们总是容易高估自己的防御性，低估对方的不安全感；容易相信自己看见的是事实，却忘了对方也在用另一套恐惧理解我们，这正是人性互疑悲剧下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一岛链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海图上，而是在人的头脑想象中，由于战略互疑和持续误判而产生的“想象战争”：虽然战争还没有发生，但“迟早会打”的想法扩散并改变中日理解对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