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真要脱钩？六个领域逐一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频频在贸易、金融、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打压中国。关于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评价，甚至是“中美新冷战”的猜测，已成为当下两国舆论与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美脱钩的可能性？

一些人担心的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贸易、投资、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脱钩的实际可能性，其复杂性远超早期预判。笔者试着从六个领域来一一分析：

一是从未挂钩也不存在脱钩的领域，即所谓“不脱不钩”。在核武器、航天与超算等敏感国防科工领域，新中国自成立起便处于美国封锁之下，但如今中国已形成独立自主的完整技术体系。特朗普2.0时代虽将封锁升级至AI企业、量子技术等新兴领域，但本质是“延续性孤立”，既无钩可挂，亦无钩可脱，所谓“脱钩”威胁与影响也就无从说起。

二是挂钩很难、脱钩利大于弊的领域，即所谓“易脱难钩”。这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国家叙事领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形象“神话”褪色，特朗普1.0时代在华正面形象已全面崩塌。至2025年，特朗普2.0将对华叙事推向“新冷战”，民主党建制派亦放弃“和平演变”幻想。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更坚定，两国战略互信的隔阂已成结构性现实。此领域美国主动剥离，实则为中方消除了外部干扰，所谓“脱钩”冲击有限。

三是高端加速脱钩、低端重构挂钩的领域，即所谓“高脱低钩”。拜登与特朗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至特朗普2.0时代已对半导体（14纳米以下设备）、AI芯片、量子技术实现“硬脱钩”，“小院高墙”精确到细分技术节点。但低端产业并非美方刻意保留，而是中国基于成本优势主动进行产业梯度转移。中国美国商会2024年报告显示，在华美企对利润预期下调15个百分点，墨西哥、越南已成为美国“近岸外包”最大受益方，美国原设想的“高脱低钩”格局已被颠覆。

四是短期脱钩、长期突破反制的领域，即所谓“先脱后钩”。特朗普政府强行下令部分企业和产业与中国脱离关系。拜登政府全面禁止对中国的高科技投资。但从21世纪以来在手机制造、光伏产业等领域中国后发制人、变道超车的历史经验看，美国的禁运将倒逼中国半导体产业奋发图强。很明显，美国高估了供给端自主性，低估了需求端的中国市场替代速度。此领域脱钩是确定的，后能否再挂钩取决于中国自主创新攻坚的成败。

五是一半脱钩、一半挂钩的领域，即所谓“半脱半钩”。近年来，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阻碍不断加大，2024年美国拒签中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博士生比例已达38%，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美国能源部等联邦机构全面禁止华裔参与敏感项目，显性脱钩已成事实。但由于中方科研经费逐年提升，非敏感领域（气候变化、流行病学）的战略默契仍在维系，甚至出现2024年超过5000人的华人科学家“归国潮”与中美双基地学者并存现象，隐性挂钩以“量子纠缠”形态长期存在。

六是很难脱钩、但基础已动摇的领域，即所谓“难脱易钩”。贸易、人文、旅游等领域虽具市场韧性，但2024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已降至23万人，较峰值腰斩，英国、新加坡超越美国，成为首选留学地；中国人赴美旅游人均消费从6700美元降至4200美元，商务签证拒签率超30%。虽然跨境电商Temu、SHEIN逆势增长，证明市场力量确有黏性，但好莱坞在华票房占比已跌至12%，英语教培市场因政策调整而崩盘，所谓“难脱”的根基已出现结构性松动。

可见，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以部分美国政客的意志为转移的，试图通过“脱钩”来实现“新冷战”的战略企图很难得逞。

解构修昔底德陷阱

多年来，不少学者都热衷于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事例，假定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之间战争不可避免”。20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沃克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苏冷战。2012年8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学隐喻重新唤醒西方对中国发展引发中美竞争的焦虑。

其实，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诸多国际关系学经典著作中的所谓“大国争霸”现实主义假设，多数都是局限于1500年以来的西方各国兴衰史实，站在霸权视角虚构崛起大国带来的挑战，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我臆念。

在殖民时代，从大英帝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法争霸，再到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列强争霸，乃至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战争一直被视为夺取人口、资源、财富、领土进而推动国家崛起的最快捷路径。但这本质上源于全球化早期的资本主义逐利逻辑。然而，细究艾利森讲述的“1500年以来16组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对抗，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4次避免了战争”的事例，并不是所有对抗都与“争霸”有逻辑联系。

例如，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与守成霸权英国的战争，相反，两国还在一战、二战中结成战略同盟。20世纪至今与守成霸权美国发生战争的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国都无意与美国争霸。通观数千年的世界历史，多数帝国的衰落并非源于外部争霸，而是源于内部衰弱。

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衰落是如此，世界其他许多古代帝国亦是如此。借古鉴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德曼特在其著作《罗马兴衰》中列举了罗马帝国衰落的210条原因，谈到美国的衰落，“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美国不驾马车”。美国学者卡伦·默菲在其《美国是罗马吗？》一书中说，美国衰落很像罗马帝国，国内腐败加剧，体制崩溃，经济停滞，最终帝国过度扩张，导致绝对衰落。

当下的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多组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相比，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时代特征：一是两国相互依赖与融合的程度，远远深于过去。社会、金融、经贸对两国的弥合力量，远大于某些美国政客的破坏力量。二是信息化时代全球的脆弱性，远远高于过去。中美博弈的任何细微动向都会产生蝴蝶效应，波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没有一个国家能不受波及。一个政治人物或舆论领袖的言论，可能都会引起国际股市的波动、汇率的震荡，外溢效应相当明显。这两点特征印证了西方谚语“两头大象打架，草地最遭殃”。

在当前世界，或许有个别国家企图从短期的中美冲突中获益，但从整体利益看，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是期待中美能够理性解决当下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国卷入“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对两国爆发军事战争甚至擦枪走火更是高度恐慌。这是当下全球多数国家不愿“选边站”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未来发展而言，美国现在且长期都将是首要的外部影响力量，决定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国际成本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输入变量。中国不选择美国政府单边附加的“新冷战”，不是胆怯逃避之意，也不是虚化无助之举，而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且理性权衡选择的利己利人之策。当然，“新冷战”甚至“热战”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悬在上空，中美双方都应对任何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面临的四大外部战略机遇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战略机遇。

一是在21世纪第二个1/4世纪，美国自身仍将长期处于政治大分裂、经济大停滞、社会大衰败与话语大失信的状态，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战略境况。美国两党严重分裂，二者尽管都认为中国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深度挑战，但在怎么应对、用什么方式、遏制强度如何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总统以后，美国先后通过经贸战、科技战、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摩擦、人权与意识形态攻击等多种方式来压制中国，但都未能如愿。2021年，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对美顺差扩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1.0时代对华贸易战已失败。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同样拿不出遏制中国发展的有效办法。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分裂导致制度失效、社会分裂。“民主”“自由”“法治”等美国赖以维系的国家价值观与政治话语受到空前的内部质疑。包括福山、瑞·达利欧等政经界人士都预测，美国“否决政治”泛滥，可能在未来引发“内战”或国家崩溃。2024年，耄耋之年的拜登和特朗普竞选总统与好莱坞电影《美国内战》票房火爆，都暴露了美国政治、社会、文化分裂的话语常态。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胀率屡创新高，拆穿了所谓“经济复苏”的假象。2021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76%，中国成为过去130年以来与美国第一经济体地位差距最小的国家。

此后两年，由于汇率、通胀等影响，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相对下降。但202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触底反弹。尤其是在中美“关税休战”，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随后传出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美关系会迎来短暂的稳定期。更多预测认为，美国已失去能够遏制中国发展的可能。

二是西方国家间分裂、内部矛盾恶化，客观上为中国突破西方大封锁、化解西方对华“新冷战”之势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美欧内部矛盾激烈，寻求自主外交的法、德两国不会拉着欧盟全面跟随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东欧17国虽出现立陶宛“马前卒”式的反华势力，但完全不足以成气候。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但鉴于在华经济利益巨大，国内反对遏制中国政策的声音高涨，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多少呈现“表面上倒向美国，实际仍与中国交往”的“骑墙派”之态。近几年，中英、中日、中澳、中加贸易总额总体均呈上涨之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元旦正式启动，更是注定“亚太新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先后对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2024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达到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尤其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多国领导人2024年以后纷纷到访中国，双边关系得到了缓解。

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问世，明确战略收缩至西半球，集中资源于直接的国家安全利益。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其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移送出境，全球哗然，包括欧洲多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在谴责美国破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原则，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还将持续很久。这也使21世纪第二个1/4世纪所谓“西方对华大封锁”注定是个败局。

三是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新兴经济体长期制衡与牵制美国霸权的地区影响力，为中国建立温和、灵巧的对外关系创造了更多的战略时间。

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尤其是2026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突袭伊朗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以色列与中东各国甚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2024年金砖正式扩员，迎来“大金砖合作”时代，加之土耳其、印度等国在各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都牵制了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大量精力。

“一带一路”建设重塑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非但没有陷入像美国那样到处有敌人的国际窘境，反而获得像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在关键时刻力挺中国的许多真朋友，更与诸多“全球南方”国家呈现“集体崛起”之势。·

四是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弯道超车”，使中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进而创造了技术与资本“虹吸效应”般的战略动能。

在前三轮工业革命中，中国严重滞后。当下的中国则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研发、超级计算、纳米材料、载人航天、智慧城市、量子科学、机器人等多个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阶梯位置，有的领域甚至更为领先。中国自2013年以来科研经费投入连续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2022年，中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底，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伟大的科技竞争：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明确指出：“中国科技在快速上升。在一些领域，中国已超过美国；在其他领域，中国将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基于当前趋势的合理推演，到2035年，中国在智能革命中的前景是总体乐观的。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智能”技术像水电一样，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国会成为全球智能技术更重要的引擎与技术玩家，自动驾驶、AI应用、具身机器人成为中国新名片，智能交通与物流让中国社会的运行效率再次大幅提升，中国会全力在几乎所有关键领域突破来自国外的“卡脖子”窘境，还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出台领先于世界的有效数字治理规则。

综上，就外部环境的战略机遇看，尽管存在日益增长与变化的外部挑战，但不得不说，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三期叠加”，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合作、和平与复苏是各国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仍将长期处于机遇大于挑战的重要时期。